潮新闻讯 因对网约车司机服务不满发生纠纷，乘客父女二人赖在车上32小时，不仅把自己送进了派出所，还上了热搜。
【资料图】
5月20日，杭州公安发布警情通报，已对赖车父女行政拘留。不少网友对此感到不解：司机先后两次报警，警察为什么只调解？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强制“上手段”？
图源杭州公安微博
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旭勇告诉潮新闻记者，与其他国家相比，我们特别重视调解，调解的类型多、范围广。比如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诉前和诉中调解，还有家长里短的民间调解......
中国式调解管用吗？数据给出了有力的答案：据司法部2022年统计，全国人民调解组织每年调解各类矛盾纠纷900多万件，调解成功率达95%以上，已成为诉讼外化解矛盾、解决纷争的重要方式。
老祖宗传下来的方法
调解制度自古有之，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方法。
早在西周时期，《周礼·地官》所载官名中记有“调人”，就是专门负责调解事务的官员，“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”。秦汉以后，官府中的调解发展为乡官治事的调解机制，如秦汉的啬夫，唐代的里正、坊正，宋代的保甲长等，这些基层小吏都负有调解的职能。到宋代，主要形成了三种调解方式：官府调解、官批民调与乡党宗族调解。
我们经常能在古装剧中看到乡党宗族调解的场景。比如出现夫妻和离、兄弟分家这样的事，往往会请当地士绅、族长等有威望的人出面调停。他们不仅是调解员，还是公证员，双方意见统一后，调解人要在文书上签字，作为见证。
在杭州留下古街，就有一座“申明亭”，正是明朝洪武年间设立的民间调解纠纷之所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前，留下镇的士绅解决民间纠纷时仍选在申明亭茶馆，当地居民都可以旁听公断。
为什么几千年过去，调解制度一直存在？究其根本，是由中国人“以和为贵”的文化观念决定的。
对于安土重迁的古时中国人来说，世世代代生活在一个小范围的“熟人社会”中。如果遇到纠纷就“告官”，是一种伤和气、损面子的举动，并不利于融入社会。
有专家研究指出，孔子倡导“无讼”，也就是说通过礼治、教化等手段使民众恪守本分、相安无事，而不是用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。这和儒家追求的“大同社会”是一脉相承的。
也有学者认为，中国古代的调解制度，更多是为了教化人们通过克制隐忍、回避矛盾的方式来暂时搁置纷争。如今，调解之所以能被传承下来，是受到“有事好商量”“找人评评理”的传统习惯所影响，是一种更为平和的维权方式。
“老娘舅”也各有不同
目前，我国的调解体系通常有四种不同的形式：行政调解、法院调解、人民调解和仲裁调解。
行政调解，一般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法规对民事纠纷等进行的调解，比如这次赖车事件中警察所做的调解。还有浙江创新建设的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，也承担了行政调解的职能。
法院调解比较特殊，是打官司过程中的调解。一般由法院主持，当事人自愿协商，达成协议。通常对于婚姻案件，法院调解往往是必经的程序。比如最近刚刚收官的律政剧《平凡之路》中，就讲述了好几个不同类型的离婚案例，大部分以调解为结局。
人民调解即民间调解，是对中国古代调解形式的传承优化，也是基层治理的方式。我们常见的社区“金牌调解师”“闲人马大姐”，都是人民调解员的代表。
“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”李玉峰，是河北平山县“李玉峰调解室”的创始人。据此前媒体报道，当了十几年人民调解员的他，协助法院调解各类民事纠纷300多件，化解民间各种经济、劳务纠纷200多件。
李玉峰经手调解的案件，有因抢地矛盾引发的村民斗殴，也有建筑工人的工伤赔偿纠纷，对他来说，“案结事了”并不是最终目的，跟踪回访显示，经他调解的纠纷案件，全部无反弹，有的还对周边类似案件起到了示范效果。
李玉峰的故事，体现了人民调解的优势。他通过这种形式灵活的调解，把矛盾化解在基层，避免纠纷升级，是维护社会稳定的“第一道防线”。
调解也是依法办事
“就应该早点处罚！而不是和稀泥！”不少网友对警察在赖车事件中的处理方式感到不满。
张旭勇教授告诉潮新闻记者，首先，这件事前期属于网约车服务合同纠纷，警察不宜强制介入。即使后来当事人出现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，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，警察也可以调解处理，如经调解后当事人达成协议，可不予处罚。调解后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，才应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处罚。
所以说，警察调解并不是“和稀泥”，也是依法办事。
我国之所以重视、倡导调解，是因为这种方法有很多优点。“相比于打官司，调解是一种更加省钱、省时、省力的方式，能够以最低的成本推进矛盾的解决。法院调解、仲裁调解将许多案件结束在开庭前或判决前，可以让司法机关集中更多精力解决重大疑难案件，提高了司法质量与效率。”张旭勇说。
特别是对于家庭矛盾，更适合调解。张旭勇说：“俗话说‘清官难断家务事’。其实有些家务事就不应该由‘清官’来断，因为这些家庭纠纷对社会危害不大，调解的目的是修复关系，不让双方结下怨仇，从而导致矛盾升级。”
其实，在纠纷之外的很多基层治理场景中，我们也能看到调解智慧的运用。以加装电梯为例，一边是上下楼不便，需要被关心照顾的老年人，一边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低楼层住户，这其中的矛盾何解？杭州就创新了“加装电梯听证会”模式，将政府、社区、律师、电梯公司、业主、调解员邀请到一起，大家坐下来互道心声，答疑解惑，共同商议一个折中的方案。
“调解要把握好范围和度。”张旭勇教授认为，严重触犯法律，危害公共秩序安全的案件就不适合调解，不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。适合调解的案件也要注意平衡双方利益，还要把握好调解的节奏，不能偏也不能拖，不然就会出现“越调越乱”的情况，进而危害公共秩序。
潮新闻讯 因对网约车司机服务不满发生纠纷，乘客父女二人赖在车上32小时，不仅把自己送进了派出所，还上了热搜。
5月20日，杭州公安发布警情通报，已对赖车父女行政拘留。不少网友对此感到不解：司机先后两次报警，警察为什么只调解？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强制“上手段”？
图源杭州公安微博
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旭勇告诉潮新闻记者，与其他国家相比，我们特别重视调解，调解的类型多、范围广。比如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诉前和诉中调解，还有家长里短的民间调解......
中国式调解管用吗？数据给出了有力的答案：据司法部2022年统计，全国人民调解组织每年调解各类矛盾纠纷900多万件，调解成功率达95%以上，已成为诉讼外化解矛盾、解决纷争的重要方式。
老祖宗传下来的方法
调解制度自古有之，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方法。
早在西周时期，《周礼·地官》所载官名中记有“调人”，就是专门负责调解事务的官员，“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”。秦汉以后，官府中的调解发展为乡官治事的调解机制，如秦汉的啬夫，唐代的里正、坊正，宋代的保甲长等，这些基层小吏都负有调解的职能。到宋代，主要形成了三种调解方式：官府调解、官批民调与乡党宗族调解。
我们经常能在古装剧中看到乡党宗族调解的场景。比如出现夫妻和离、兄弟分家这样的事，往往会请当地士绅、族长等有威望的人出面调停。他们不仅是调解员，还是公证员，双方意见统一后，调解人要在文书上签字，作为见证。
在杭州留下古街，就有一座“申明亭”，正是明朝洪武年间设立的民间调解纠纷之所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前，留下镇的士绅解决民间纠纷时仍选在申明亭茶馆，当地居民都可以旁听公断。
为什么几千年过去，调解制度一直存在？究其根本，是由中国人“以和为贵”的文化观念决定的。
对于安土重迁的古时中国人来说，世世代代生活在一个小范围的“熟人社会”中。如果遇到纠纷就“告官”，是一种伤和气、损面子的举动，并不利于融入社会。
有专家研究指出，孔子倡导“无讼”，也就是说通过礼治、教化等手段使民众恪守本分、相安无事，而不是用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。这和儒家追求的“大同社会”是一脉相承的。
也有学者认为，中国古代的调解制度，更多是为了教化人们通过克制隐忍、回避矛盾的方式来暂时搁置纷争。如今，调解之所以能被传承下来，是受到“有事好商量”“找人评评理”的传统习惯所影响，是一种更为平和的维权方式。
“老娘舅”也各有不同
目前，我国的调解体系通常有四种不同的形式：行政调解、法院调解、人民调解和仲裁调解。
行政调解，一般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法规对民事纠纷等进行的调解，比如这次赖车事件中警察所做的调解。还有浙江创新建设的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，也承担了行政调解的职能。
法院调解比较特殊，是打官司过程中的调解。一般由法院主持，当事人自愿协商，达成协议。通常对于婚姻案件，法院调解往往是必经的程序。比如最近刚刚收官的律政剧《平凡之路》中，就讲述了好几个不同类型的离婚案例，大部分以调解为结局。
人民调解即民间调解，是对中国古代调解形式的传承优化，也是基层治理的方式。我们常见的社区“金牌调解师”“闲人马大姐”，都是人民调解员的代表。
“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”李玉峰，是河北平山县“李玉峰调解室”的创始人。据此前媒体报道，当了十几年人民调解员的他，协助法院调解各类民事纠纷300多件，化解民间各种经济、劳务纠纷200多件。
李玉峰经手调解的案件，有因抢地矛盾引发的村民斗殴，也有建筑工人的工伤赔偿纠纷，对他来说，“案结事了”并不是最终目的，跟踪回访显示，经他调解的纠纷案件，全部无反弹，有的还对周边类似案件起到了示范效果。
李玉峰的故事，体现了人民调解的优势。他通过这种形式灵活的调解，把矛盾化解在基层，避免纠纷升级，是维护社会稳定的“第一道防线”。
调解也是依法办事
“就应该早点处罚！而不是和稀泥！”不少网友对警察在赖车事件中的处理方式感到不满。
张旭勇教授告诉潮新闻记者，首先，这件事前期属于网约车服务合同纠纷，警察不宜强制介入。即使后来当事人出现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，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，警察也可以调解处理，如经调解后当事人达成协议，可不予处罚。调解后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，才应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处罚。
所以说，警察调解并不是“和稀泥”，也是依法办事。
我国之所以重视、倡导调解，是因为这种方法有很多优点。“相比于打官司，调解是一种更加省钱、省时、省力的方式，能够以最低的成本推进矛盾的解决。法院调解、仲裁调解将许多案件结束在开庭前或判决前，可以让司法机关集中更多精力解决重大疑难案件，提高了司法质量与效率。”张旭勇说。
特别是对于家庭矛盾，更适合调解。张旭勇说：“俗话说‘清官难断家务事’。其实有些家务事就不应该由‘清官’来断，因为这些家庭纠纷对社会危害不大，调解的目的是修复关系，不让双方结下怨仇，从而导致矛盾升级。”
其实，在纠纷之外的很多基层治理场景中，我们也能看到调解智慧的运用。以加装电梯为例，一边是上下楼不便，需要被关心照顾的老年人，一边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低楼层住户，这其中的矛盾何解？杭州就创新了“加装电梯听证会”模式，将政府、社区、律师、电梯公司、业主、调解员邀请到一起，大家坐下来互道心声，答疑解惑，共同商议一个折中的方案。
“调解要把握好范围和度。”张旭勇教授认为，严重触犯法律，危害公共秩序安全的案件就不适合调解，不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。适合调解的案件也要注意平衡双方利益，还要把握好调解的节奏，不能偏也不能拖，不然就会出现“越调越乱”的情况，进而危害公共秩序。